生的总督府，我这个新生的总督，手上除了无尽的土地之外，我还能给他们什么，能让他们实现自己心中的优越感？
给官？现在总共不到十万人，能安排下多少官，再说，以他们那大字不识的水平，当个地方官，哪个只是个小村长，连个大字报都不会念，让他们去为官一方，这不是给我自己添堵么？
再说，土地在如今，已经不能让他们形成优越感了，虽然名义上，大家都只分了几十亩地不等，但咱自己也忙，没有人去给他们一一丈量，自然有胆子大的，把自己家周围的地都圈起来当作自己家的了。老国民是这样，新来的也是这么干。现在的澳洲居民，家里要是没有百几十亩地，都不好意思出去和人说。
再说，这是把澳洲的‘无人地’切实的置于我华夏百姓控制之下的行为，我高兴还来不及，哪里还会顾得上反对呢。
让最早的跟随上过上好日子，不只是我当初对他们的承诺，亦是现实的需要。因为，如今大洋总督府也算是家大业大，开销也大了，他们那批最早的移民，如今可是咱主要的纳税和纳粮大户，要希望自己发展壮大，还指望他们多种地多纳粮呢，咱也不能让他们心生不满了。
而他们，还念着咱几位夫人带领他们一起救灾的份上，倒也没有太过为难，只是一见到我们的面，或者一有会议的时候，便会反复的提起：“大人，让那些新来的拥有这么多的地，怕是不太好啊，他们毕竟和我们是一条心，还不知道会不会养虎为患，祸害一方呢。”
说到后来，就连杜永和也有这种意思了，想起来简直是让人烦不胜烦。
但是，新来的移民，普遍的文化水平较高，我们要想实现更大的发展，还指望他们发挥他们的才华和能力呢，自然更不能让他们寒了心了。再说，一个土地的事情，值多少钱，都是澳洲人的呢，咱何必和自己人那么计较？
我一时陷入两难之中。
后来是陈红霞给我提出了个主意：“以前京师的人，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考能考上名牌，不是把京师的录取率整得老高，让京师很破烂的一个房子都能卖出高价么。咱们干脆也这么做。反正现在国民第一学校的学位也只那么多，不如让最早的20000名移民的子弟，可以优先免费入学，对于那些后来的移民，他们的子弟要想入学的话，最少要缴纳5两银子的入学校。这样，他们总应该有优越感了吧。”
五两银子，虽然不多，但在这里，可也是大数字。咱们还没有发行自己的货币，如今的交易，除了以货易货以外，便是大家从华夏带来的铜钱和银钱。因此银两和铜钱数量稀少，如今五两银子在这里，可是相当于壮劳力三个月的收入了。
但是，结果却是让我再次感叹，穷人之所以成为穷人，富人之所以成为富人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
虽然我也是穷**丝一枚，无意为富人们饰金。也或许，富人们致富的路子各有不同，也或有不少掺杂有坑蒙拐骗、玩开心术。但穷人们成为穷人，在我看来，最根本的还是两个字：懒、怕。
因为怕未来会变得更差，怕自己流离失所，所以他们害怕改变。就算现在的日子已经很艰难，只要还能继续下去，他们就会选择忍让。于是，当怕成为了一种习惯，他们便懒得再去改变现状了。
因为，当这道由我亲自签发的总督腐的通告颁发之后，得到的竟是两种不同的结果：老移民们丝毫不认识自己占了什么便宜，甚至不少家庭也只是把学校当作了保育院，上了七八岁的孩子，都要回家帮父母做事了，还要读什么书？
倒是新来的移民们，大部分是来自思明府的富绅们，哪怕需要五两银子一个的入校费，许多的家长仍是毫不吝啬的掏出了钱，没有犹豫的把自己送入了还要几个月才能开学的国民第一学校。
无奈之余，我更多的只是悲哀。我想起了很多年前，在那个疯狂的年代，就算某些泥腿杆子出身的人，通过保送入了大学，相当于违反游戏规则，让他们提前抢跑了。可是，当改革大潮来临的时候，他们的子弟，仍很快的被别人甩在了身后，我只能说，那啥，可怜之人，果真的有可悲之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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